湘江，這條貫穿湖南省全境的“母親河”，自上個世紀以來一直飽受沿江興起的重工業帶來的重金屬污染所侵擾。盡管曠日持久的“排毒”戰已持續20多年，然而，專家的定性仍為“積重難返”。
目前，湘江重金屬污染治理已上升到國家層面。據湖南省環保廳測算，治理要達到預期效果，總投入須超過4000億元。這場本應成為環保行業近年來頗值得期待的戰役，卻仍然受到缺錢、缺技術等多重掣肘。
這或許也是當前國內環保行業整體發展現狀的一個縮影。同時也在提醒近期對重金屬污染治理蠢蠢欲動的投資者，這一板塊風景或暫未“獨好”。
治理仍處于初步階段
43歲的劉帥站在衡陽市水口山工業區郊外的康家溪邊，泛著白沫的汩汩綠水讓他憂心忡忡。據他介紹，河水泛綠是因為在這條河的上下游過去多年都在經受周邊數十家冶金和化工企業每天上百萬噸污水的毒害。身為湖南省人大環資委督察處處長的劉帥，幾乎年年都要到此調研。盡管近年來當地政府也在花力氣治理，但效果似乎并不理想。
由多家機構2011年聯合出具的檢測報告顯示，康家溪入湘江口的水質，包括鎘、鉛、錳等重金屬以及氨氮均嚴重超標，其中鎘元素超標近20倍。而來自附近一家大型冶煉廠排污口的水質監測數據則顯示，該廠直排河中的重金屬廢水中多種元素更是超標上百倍。臨江的青年村村民普遍反映，這條河多年前曾是人畜飲用及農田灌溉的主要水源，而今，日漸發綠的河水讓他們唯恐避之不及，村民要喝水只能到水口山鎮上去買桶裝礦泉水。臨江的上百畝農田也因為土壤受重金屬浸染以及灌溉水污染而逐漸荒棄。
事實上，康家溪只是綿延數百公里的湘江一個支流，沿江而下，上百條河流有著各自不同的名字，卻都“身患”同樣的重金屬污染惡疾。上述報告披露，在湘江6個主要支流斷面和5個干流污水排放口所作的水質監測數據顯示，包括鎘、鉻、砷、鋅和鉛等最“毒”重金屬元素均嚴重超標，其流域普遍屬劣五類水質，與居民飲用水要求的三類水質相差甚遠。其嚴峻的現實可從頻現報端的“每天30萬噸污水直排瀏陽河”、“湘江流域聚集多個癌癥村”等字眼中窺見一斑。
湖南省有色冶煉工業曾一度是全省的經濟支柱，而湘江重金屬污染問題也由來已久。上世紀末，特別是進入2000年以后，由于頻繁爆發的污染事故逐漸引起政府的重視，湘江流域的重金屬污染治理逐步開始啟動。2011年3月，國務院批準《湘江流域重金屬污染治理實施方案》，讓湘江成為全國首個從國家層面主導的重金屬治理“試驗田”。
按照《方案》，“十二五”期間湘江流域重金屬污染治理的思路是“源頭治理+產業結構調整”，即以涉重企業淘汰升級為基礎，重點開展工業污染源控制項目。《方案》規劃的項目為927個，總投資595億元，計劃到“十二五”末，湘江流域內涉重金屬企業數量和重金屬排放量比2008年減少50%。
湖南省環保廳法宣處處長陳戰軍對中國證券報記者表示，現階段湘江重金屬治理的核心任務是污染源控制，而進入“十三五”以后，重心才會轉到真正大面積開展已污染流域及土壤的生態恢復。根據湖南省環保廳保守估計，整個治污工作持續下來將耗資4000億元以上。
“缺錢”成最頭疼問題
根據湖南省的統計，截至2012年底，湘江流域已關閉涉重金屬企業773家，完成源頭治理項目83個。這顯然與上述《方案》擬定的目標數字相距甚遠，而目前距離“十二五”結束只有三年時間。
作為這幾年湘江治污進程的親歷者，劉帥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盡管政策上“加快推進”的呼聲越來越高，但從目前來看整個治理過程仍顯緩慢。“這從康家溪經年累月泛綠的河水就能直觀感受到。”
3月初，中國證券報記者隨湖南省人大環資委督察組一行前往湖南長沙、常陽和衡陽等多地調研。在此過程中記者了解到，導致湘江重金屬污染治理進程緩慢的原因錯綜復雜，而最關鍵的問題可概括為“缺錢”、“缺技術”、“市場機制缺失”等方面。
中國證券報記者通過梳理發現，這一系列問題均集中體現在近年來啟動的“湖南省鉻渣污染綜合整治工作”的這一典型案例上。
2005年，湖南省原長沙市鉻鹽廠、原湖南鐵合金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原衡陽市松梅冶煉廠三個歷史遺留鉻渣污染綜合整治項目列入原國家環保總局、國家發改委《全國鉻渣污染綜合整治方案》的范圍。自此，湖南省在全國率先扛起重金屬污染治理示范大旗。
然而，據湖南省環保廳提供的資料，截至2011年底的6年時間里，這三個項目因為各種原因相繼陷入停滯，停滯的原因也不盡相同。其中，困擾衡陽市原松梅冶煉廠鉻渣處置項目最頭疼問題出在“資金落實不力”上。
據中國證券報記者實地調查了解，原松梅冶煉廠位于衡陽市石鼓區松梅村，已于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關閉。但多年生產遺留下來大量鉻渣一直露天堆放，長期日曬雨淋。2007年以前，治理工作在衡陽市經信委層面開展，但涉及的數億元資金讓他們犯了難。由于資金來源遲遲無著落，甚至連項目前期工作的各項經費都無從獲取，至此該項目一停就是三年。
2010年，鉻渣治理主體變更為衡陽市發改委，發改委委托湖南布魯斯凱環?？萍及l展有限公司作為業主單位承建。該公司擬定的“鉻渣微生物解毒”技術處理方案涉及資金高達1.1億元，這同樣讓當地財力心有余而力不足。
據衡陽市環保局相關人士介紹，按照當初籌資方案，項目擬申報國家發改委補助資金4438.5萬元，地方配套資金6657.9萬元。得益于國家補助資金的落實，直至2012年該項目才開始真正啟動，然而地方配套資金仍然滯后。
在中國證券報記者采訪的幾天時間，所到之處聽到的各地對重金屬污染治理項目最大的心聲普遍為“資金缺口大”。例如，對于康家溪治理之所以緩慢，當地政府人士的說法是“水口山工業區整體治理推進至今的政策配套資金缺口達6500萬元，我們亟待國家層面的配套資金更大規模落實。”
湖南省財政廳人士對中國證券報記者表示，2012年湖南省財政在環保領域的專項投入已達105.29億元，占全省年財政收入的3.59%，在全國居于前列。而湘江重金屬治理方面，湖南省近兩年累積投入132億元財政資金，其中中央資金達40億元。按照計劃，2013年湘江流域治理的財政投入同比增長約15%。但該人士坦承，即便如此，預計仍難填補各地申報上來的治理資金缺口。
劉帥對此表示，重金屬治理乃至整個環保行業普遍存在資金缺口大的問題，這一方面固然跟環保治理項目難度大，后期滾動投入多等因素相關，但更重要的一方面，可能也提醒各地對資金的落實力度以及資金運作方式仍有極大改進之處。
“技術”短板難攻克
在資金難題之外，湘江重金屬污染治理的另一大問題出在缺乏系統成熟的技術上。這一問題在上述三大標桿工程之一的原長沙市鉻鹽廠治理項目上得到集中體現。
公開資料顯示，原長沙鉻鹽廠始建于1974年，因長期向湘江排放六價鉻于2003年10月被勒令關閉。該廠關閉后，遺留42萬噸鉻渣堆放在江邊，鉻渣中所含六價鉻隨地表水滲透入地下，流入湘江造成嚴重污染。由于時任國家副總理曾培炎的過問，此項目從2005年起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完成了立項到招標再到建設運營的全部程序，項目總投資2.27億元，其中國家補助1.08億元。
由于“不差錢”，截至2011年底，該項目6條鉻渣解毒生產線相繼達到設計處理能力，并累計處理鉻渣42.2萬噸并全部檢驗、監測合格。不過，鉻渣解毒處理完畢后，周邊約有200多萬噸鉻污染土壤還需要修復。
對此，2009年項目方曾出具一份土壤修復技術方案。由于方案不符合環評要求，且國內尚無實施案例，始終未通過環評審批。而由于選址困難，解毒鉻渣異地填埋一時難以實現。
層出不窮的技術難題讓原長沙鉻鹽廠項目后續治理也陷入停頓。據湘財證券分析師介紹，針對歷史遺留污染治理的主要方法除包括前期含重金屬的固廢治理外，更具技術難度的環節在于重金屬污染土壤和河道底泥的治理。原長沙鉻鹽廠治理就止步于第二個環節。
據中國證券報記者了解，自2010年4月起，美國、加拿大以及世界自然基金會的專家先后來現場考察，表示愿意提供幫助并邀請相關人員考察美國、加拿大同類土壤修復技術。該項目土壤修復運營資格被近年來頻頻參與湖南省內多個污染治理項目的上市公司永清環保[-1.08% 資金 研報]摘得。
永清環保董事長劉正軍向中國證券報記者介紹，永清環保以自主研發的“重金屬污染土壤離子礦化穩定技術”前期已完成長沙湘和化工廠土壤修復項目的治理，并于2012年初獲得湖南郴州的一處治理項目訂單，技術運用的成熟度已初步建立。
據介紹，永清環保的上述技術優勢在于，通過礦化維持重金屬離子的永久穩定，對于單一、負荷型的重金屬污染土壤治理有明顯修復功效。
劉帥對此表示，長沙鉻鹽廠大多遺留下來的重金屬元素為鉻，但湘江流域多個礦區和河道長期富集的是包含鉻、鎘、鋅和鉛等多元素的綜合體，這需要更系統和更先進的技術才能達到預期的修復效果。此外，河道底泥的治理可能由于流動性特征制約需要全新的技術才能達預期效果，而這些技術目前在國內均處于空白。
中國環境科學院一位專家對記者表示，不斷衍生的新的治理空間及對新技術的需求，對于湘江流域重金屬污染治理無疑增添了眾多不確定性，相應的資金投入和缺口可能比預想要大得多。
2011年以來，隨著國內眾多涉及大氣、水和土壤污染的事件頻現報端，有的甚至演變為公共事件。這一方面倒逼政府對環保政策出臺及財政投入力度空前加大，另一方面，也引起資本市場對于環保這一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市場前景無限期待。
在Wind數據統計的A股環保概念板塊43家上市公司中，過去一年盡管市場整體下行，但該板塊平均漲幅近30%，其中有多家公司股價漲幅超過100%。在新興產業各大門類，環保板塊以近60倍的市盈率高居首位，一些龍頭公司市盈率達逾200倍。一輪輪概念主題炒作寄托著無數投資者對環保未來前景的無限暢想。
然而，中國證券報記者調研采訪過程中，曾多次問及企業及地方政府人士“如何看待重金屬污染治理未來的商業化前景”，得到的普遍說法是“重金屬污染治理乃至整個環保領域目前仍是政府主導的公用事業，真正進入到市場化原則主導下的產業化階段還為時過早。”產業化初始階段堆積的瓶頸問題也預示著，以重金屬污染治理為縮影的國內環保行業全面進入產業化階段或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污染治理亟待建立商業化機制
從湘江重金屬污染治理這一典型案例目前陷入的困境中可看出，當前國內重金屬污染治里走上真正的產業化道路仍尚需時日。治理過程中遭遇缺錢、缺技術和缺成熟模式問題，也無不提醒業界，重金屬污染治理作為未來環保治理領域的一項持久戰，亟待建立起一套可行的商業化機制。
這種機制的建立首先須明確一個原則，那便是“誰污染，誰負責”的原則。在我國，環保作為公用事業長期以來都依賴政府的財政投入，特別是重金屬污染治理方面，由于多年積累的歷史遺留問題較多，其責任主體幾經變遷，最終的治理主體與政府之間往往存在推諉扯皮現象。對此，有不少專家建議，目前最緊要的任務是要界定排污企業與政府的關系，只有實施“誰污染，誰負責”的原則，才能明確重金屬污染治理供需雙方的責任和角色定位，市場關系才可由此建立，進而才能更有效地解決污染問題。
其次，一個產業興起還有賴于成熟商業模式的建立。在環保領域，國家現在力推的環境服務模式可望為這一行業的商業化啟航提供支撐。對于受“缺錢、缺技術”困擾的重金屬污染治理行業，由于政府缺乏專業性基礎，可以將融資及技術采集問題交給有專業的環境綜合服務商。對于政府來講，只需對最終治理效果是否達標的結果負責監督。對于資金問題，可以通過環境服務商多渠道社會化融資，少量的財政資金撬動起多路資金進入。而環境服務商也可以通過集成行業內領先技術最終化解項目過程中的技術瓶頸。這也是目前國外方興未艾的環境服務業的成熟經驗。
對此，永清環保董事長劉正軍表示，應改變傳統的BOT模式，由政府、排污企業直接向專業環保企業采購綜合環境服務，從法規制度上提供基礎。環境服務企業針對區域環境問題提供整體解決方案，從項目立項開始，承擔全流程環境質量考核責任。
事實上，除政府治理污染的資金頻現缺口外，對于目前眾多環保治理專業化公司來說，融資難也是一個重要瓶頸。對此，未來倡導以環境服務模式推動以重金屬污染治理為代表的環保行業升級過程中，政府應出臺鼓勵環保服務發展的財稅政策。例如在進行營業稅改增值稅的試點中，在稅率和征收條件上對環境服務企業提供優惠政策。擴大增值稅減免范圍，允許各地政府根據實際情況，制定針對環境服務企業的所得稅優惠政策。同時，增加對環境服務科技創新和新成果轉化的財政資金獎勵。此外，還應鼓勵金融機構、擔保機構、投資基金，為環境服務提供融資支持，給予優惠融資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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