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前后，年輕的法國畫家喬治·秀拉在位于巴黎西郊的塞納河邊上創作了兩幅畫，其中一幅名為《阿尼埃的浴場》，另一幅名為《大碗島上的周日午后》。畫中的塞納河水面清澈，人們在河岸上休息度假，呈現出寧靜和諧的場景，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事實上，大碗島這座“印象派之島”與污水的距離只有1千米，塞納河的水環境也并不令人滿意。本文試圖對19世紀中葉以來塞納河水環境變遷作一考察，進而對城市社會與周邊環境之間的關系提出新的思考。
一 大碗島位于巴黎下游約12千米的塞納河上，由于河流在流出市區之后呈U形走向，該島與凱旋門廣場的直線距離僅為3千米。《阿尼埃的浴場》中不遠處火車正在通過的那座鐵路橋連通郊區城鎮克里希和阿尼埃，橋身就位于大碗島下游1千米處。從該橋往下游方向前進約200米，即可在克里希河岸見到幾個大型排水口。它們與巴黎市區的下水管網相通，自19世紀中葉以來已連續運轉了200多年。可以說，1850年之后一百多年里塞納河下游的命運，與巴黎地區下水管網和排水口的流向息息相關。
法蘭西第二帝國期間，奧斯曼侯爵主持對巴黎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造，城市面貌煥然一新。在常被提及的大道、公園和風格建筑之外，奧斯曼的新巴黎其實還隱藏著一些不易察覺的大工程，比如由歐仁·貝爾格朗領銜設計的城市水系統。后者的核心邏輯是要用高密度的公共供-排水管網覆蓋城區，其中供水端應對市民的日常用水需求，排水端收集廢水并將其排往遠郊，從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本地的公共衛生風險。
這套水系統的出現有明確的時代背景，尤其離不開兩個重要前提。其一是工程技術的突破和傳播，金屬水管、淋浴噴頭、抽水馬桶、地表和管道的防滲透處理等，是整個鏈條中最為人熟知的幾個節點。其二是醫學和文化觀念上從“懼水”到“親水”的轉變。新派醫生提倡用流動之水清潔身體、衣物、居家環境乃至公共場所，宗教賦予水的神圣意涵逐步消散，兩者共同推動歐洲人養成日常洗手、洗漱、洗澡的用水習慣。
配合城市大規模改造的有利條件，到1875年，貝爾格朗所謀劃的水系統已初步成形。相比1850年，巴黎的市政供水能力增長兩倍，供水管道總長增加近1000千米。在總長700千米的下水管網中，新建部分達500千米；大部分污水也不再從市區就近排入塞納河，而是先匯入集污總管，再由位于克里希等地的排污口排出。
站在巴黎自身城市運轉的角度來看，“貝爾格朗體系”的合理性毋庸置疑。可是，當巴黎把自己產生的污水拋得一干二凈的時候，下游沿岸城鎮卻是另一番觀感。以克里希排污口為例，19世紀80年代每逢夏季枯水期，此處都會堆積起超過10萬立方米的污泥，四處雜草叢生、蚊蟲亂舞、惡臭難耐……
大碗島河段的幸運在于，它恰恰就處在克里希排污口的上游。所以，與臭氣熏天的克里希河岸不同，身處大碗島的人們還可以釣魚、游泳、劃船、休憩。
二 第三共和國建立后，作為前一個時代產物的“貝爾格朗體系”完好存續下來，并得到進一步擴展。巴黎的地下管網密度、供水和污水排放的總量均持續增長。到1900年前后，市區的絕大多數建筑已用上自來水，人均用水量較1875年翻了一番；約1/3的建筑連通市政下水道，排入其中的主要來自抽水馬桶的廢水和污物。這些污水最終幾乎都流向克里希等地的塞納河畔，對河流環境尤其下游城鎮水源地的威脅與日俱增。
巴黎市政當局對此早有察覺，旗下工程師甚至早在1860年即已開始利用城市污水進行灌溉農田的實驗。他們把管道從克里希延長到熱納維利埃，先引污水澆灌菜地，再將從中滲出的水排走。因為泥土能夠截留水分和養分（主要來自廁所排出物），污水穿透土壤的過程可謂“一石數鳥”：在凈化水質、改善土壤肥力、提升蔬菜產出量之外，甚至還帶動當地土地價格上漲。嘗到甜頭的當局后來又在阿謝爾、卡里埃爾-特里爾等地租購田地，并將污水管道進一步引向遠郊，逐步擴大污灌田的面積。
自1890年起，在城市污水總量持續增長的情況下，巴黎排往塞納河的污水量不增反降。到1899年，當局關閉了克里希排污口，將匯集此地的污水全部導向郊區的污灌田。到1903年，巴黎的污水處理率達到85%。這意味著，在城市每天所產生約75萬立方米的污水中，污灌田處理了約63萬立方米，而未經處理、直接排入塞納河的污水只有12萬立方米。后一數字只有《大碗島上的周日午后》成畫時期的一半，大碗島下游河段的水環境狀況也得到明顯改善。
可惜的是，污水灌溉終歸不是塞納河的救星。一方面，經過長期浸泡的污灌田吸收能力逐漸飽和，要維持既有的澆灌量只能添置更多的田地。可巴黎名下的污灌田已高達5000公頃，縱使其財力雄厚，郊區也沒有那么多的空地。另一方面，時人已開始意識到污灌田的衛生風險。1906年法國農業部通令禁止食用產自污灌田且未經煮熟的蔬菜之后，污灌農業的吸引力直線下滑。在這種背景下，污灌法的前景很快黯淡下來，“靈丹妙藥”變為“權宜之計”。
三 一戰之后，工程師們逐漸找到巴黎污水和塞納河水污染的化解之道，但藍圖化為現實的過程卻耗費了半個世紀。從技術上講，美、英、德等國的多個大城市已率先示范，證實了基于活性污泥法的污水處理方案的效率和可靠性，法國工程師對此并無異議。可是要在法國將該方案落到實處，卻面臨著時局動蕩、治污議題權重不足等難題。從1930年到1950年，經濟危機、二戰、戰后物資匱乏等重大挑戰接踵而至；而在20世紀50年代的重建高潮中，污水處理或河流治污的重要性，也顯然無法與住房、交通、工業等直接關系國計民生的問題相提并論。
因此，在一戰后的近50年間，巴黎只能依靠污灌田苦苦支撐，同時將越來越多的污水直接排入塞納河。從20世紀30年代起，在市區大部分建筑已連通下水道的情況下，直接排入河的污水量逐漸從日均50萬立方米增至100萬立方米；到1960年前后，該數字甚至突破130萬立方米。其最為顯見的結果就是，大碗島下游綿延近70千米的塞納河上已看不到魚蝦水鳥的身影。
20世紀60年代中期之后，塞納河終于迎來命運的轉折點。在全面水危機迫在眉睫的情況下，法國政府推出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舉措。在巴黎周邊，相關突破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基于流域治水的思路，塞納-諾曼底水務局全力促成在塞納河上游新/擴建水庫。此舉讓巴黎河段的枯水期流量提升6至7倍，對稀釋水污染大有助益。其二，在中央政府、水務局等多方支持下，巴黎周邊8省數百個城鎮走到一起，在建造污水處理廠、下水管網的歸并和升級改造等事務上展開協作。到1978年，在新近投入運營的3座大型處理廠的支撐下，巴黎地區的日污水處理能力躍升至180萬立方米，處理率也再次突破80%。到20世紀80年代，隨著塞納河全流域水質的持續改善，巴黎及其下游河段又重新出現了魚群和追尋它們的釣魚人。
塞納河水環境狀況的百年變遷歷程表明，環境與衛生兩個維度之間具有不可割斷的緊密關聯。19世紀問世的城市水系統旨在化解城區的公共衛生風險，卻給下游河湖留下水污染的難題；一度被寄予厚望的污水灌溉法也因為衛生隱患被最終舍棄。20世紀中葉之后，在嚴重水污染危及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背景下，公共衛生議題逐漸隱退幕后，環境保護則來到臺前。但塞納河魚蝦的歸來并不意味著衛生風險的消失（河水中仍含有化學殘留物和病原體），所以時至今日巴黎人依然無法下河游泳。對他們而言，如何在21世紀重現秀拉畫中的河濱浴場，是又一個亟待解答的時代之問。
（作者：鐘孜，系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講師）
來源：中工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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